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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瓶梅是谁写的金瓶梅故事内容历史背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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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作者: 2019-05-17 02:33: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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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瓶梅》的真正作者到今天依然是一个谜,虽说落款是兰陵笑笑生,可这个兰陵笑笑生具体是哪一个人物到现在也没弄清楚!《金瓶梅》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创作的?《金瓶梅》的故事内容是什么?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惊世奇书,也是“明代四大奇书”之一,还被清代小说点评家张竹坡誉为“第一奇书”。它借《水浒传》中“武松杀嫂”一节引出以西门庆为主角的一段市井生活,借宋朝的人物暴露明朝社会的腐败。

一般认为,《金瓶梅》的书名是以西门庆3个重要女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拼凑成的。“金”指潘金莲,“瓶”指李瓶儿,“梅”指庞春梅。这本书思想内容丰富、艺术手法娴熟,但是它问世时,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,以致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到底是谁,迄今仍然无定论,所以学者们对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有很大的兴趣。

《金瓶梅》在表现市民社会意识上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。它生动地反应了商人的经济活动和追求财富的人生观念,同时,受整个社会风潮的影响,为了迎合市民的口味,它对爱情与婚姻故事也进行了大量的渲染和描述。

仇英本《清明上河图》在结构上对原作进行了复制,而图中的人物、服饰、建筑及风土人情,都是明代南方商业市镇的真实刻画,再现了当时南方小市民的生活情形,可说是《金瓶梅》的鲜活画册。仇英(?~1551年),字实甫,号十洲,太仓(今江苏太仓)人。师从周臣学画,工山水人物。最擅临摹古人名迹,落笔乱真,尤工于仕女,为明代工笔之杰。他与沈周、文徵明、唐伯虎合称为“吴门四家”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署名“兰陵笑笑生”,但其真名实姓至今并没有定论,作者是何方人氏也说法不一。由于作者宣称写的是山东地面的人和事,署名中又有“兰陵”字眼,加之作品用语基本上是北方话,所以多认为其是山东人。有的研究者认为作者是李开先。李开先是山东人,嘉靖进士,40岁罢官回家,他的身世、生平及其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,与前人对《金瓶梅》的说法不谋而合。

作品本身也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:李开先的作品《宝剑记》也是用《水浒》的故事。把《金瓶梅》和李开先的《宝剑记》作比较,就会发现不少相同之处。由此仿佛可判定,《金瓶梅》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一样,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,而这个写定者就是李开先。

还有人认为作者是另一个山东人贾三近,他是嘉靖、万历年间大文学家,由于《金瓶梅》1书从头到尾贯穿了大量的峄县人仅用的方言俚语,峄古称兰陵,从贾三近的生平事迹,以及宦游处所、人生经历、嗜好、著作目录等方面看,他是最接近“兰陵笑笑生”的人。

最流行的看法则认为,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。王世贞,字元美,号凤洲,又号燕州隐士,是南京刑部尚书,也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。王世贞才学富赡,文名满天下,与李攀龙、谢榛等合称为“后七子”,在前后七子中最博学多才。李攀龙去世后,他独领文坛20年。《明史》称他“才最高、地望最显,声华意气,笼盖海内”。

此是清初人根据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三回所绘的图画。画面中央艺人正在表现海盐腔,右下方的伴奏乐队有提琴、三弦、笙、笛、云锣等乐器,两旁是饮酒看戏的宾客,左上方是掀帘看戏的女眷。

王世贞为官清正,不附权贵。东林党杨继盛被严嵩陷害下狱,他经常送汤药,又代杨妻草疏。杨被害后,他为杨殓葬;父亲被严嵩陷害,他作长诗《袁江流钤山冈》和《太保歌》等,揭露严嵩父子的罪恶。他精于吏治,乐于提拔有才识之人,衣食寒士,不与权奸同流合污,受时人推许。

据说王世贞作《金瓶梅》是想为父报仇。他的父亲因献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赝品,被人识破,因而得罪权臣严嵩和严世藩父子,最后被残害致死。王世贞为报父仇,特作小说《金瓶梅》献给严世藩投其所好。书的内容隐射严嵩父子,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,而书上又涂有毒药,当“中国匠人谷”有望聚集京津冀千余名手艺人(图)
严世藩读完此书后就中毒而死了。

但是著名学者吴晗率先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,他查阅了大量的正史、野史、笔记,以翔实的史料作为依据,推翻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依据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,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不是由于献假图被害,严世藩也不是因为中毒而身亡的结论,否定了《金瓶梅》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。

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的“山东方言”这一点来看,认为王世贞虽然在山东做过3年官,但是要像本地人一样用方言写出这样的巨著是不可能的。他还明确指出,《金瓶梅》应为万历十年至三十年的作品,作者绝不可能是王世贞。有不少研究者也撰文支持吴晗的观点。

20世纪80年代,国内开始有语言学家发表文章对作者的山东籍贯表示怀疑,理由是作品中有很多用语是现今山东方言所没有的,反而在吴方言区经常用到,因而有人假想作者有可能是吴方言区人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,英国汉学家阿瑟·韦利就曾提出《金瓶梅》作者是徐渭这一说法,绍兴文理学院讲师潘承玉新近出版的《金瓶梅新证》证实了这一说法。

潘承玉的《金瓶梅新证》首先从时代背景推断《金瓶梅》成书时代为明嘉靖末延续至万历十七年稍后,而这正与徐渭的生活时期相吻合。

从地理原型、风俗、方言等诸角度多层面来看,小说与绍兴文化也有很深入的联系,根据《金瓶梅》是一部“借宋喻明”、“借蔡讽严(嵩)”之作的定论,指出当时正是绍兴形成了全国第一个反严潮流,披露了徐渭与陶望龄以及沈炼为代表的一大批“反严乡贤”鲜为人知的史实,从沈炼正是被严嵩迫害致死,断言徐渭是因感于乡风,感于沈炼的冤死愤慨而作《金瓶梅》。

另外,徐渭在晚年曾暗示过他花40年心血而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。而《金瓶梅》的措词用语、文风都与徐渭十分吻合。另外,从作者写作《金瓶梅》的特殊心态,也跟徐渭的遭际一脉相承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金瓶梅》问世400多年来,作者究竟是谁?创作背景怎样?笑笑生究竟是何人,还是一个未解的谜,这一连串疑问仍像重重迷雾笼罩,等待后人的解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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